從新京報“日志中國”操作案例看重大報道策劃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年，《新京報》“日志中國”欄目用整整一年時間，以新聞的方式回顧、重述這段歷史。《新京報》執行總編輯王躍春介紹了這一系列策劃的操作與實施：

策劃“誕生記”

要策劃，首先就要開會，我們叫“頭腦風暴”。從我開始到部門主編，再到部門記者編輯，大家都來聊，來出主意，在討論過程中，就會發生碰撞，可能某一個人或某些人的意見就會得到采納。當時我們就決定做一個跨年度策劃，記錄這30年的歷程：從1978年到2008年這30年，每一天選取這30年中間的一件重大事情，開展報道。

思路確定下來后，指定由深度報道部門做一個完整方案。方案做完后，要組成一個大的報道團隊—由于整整跨度一年，且全部是原創采訪，要調動很多資源，時事新聞中心、經濟新聞中心、文娛新聞中心、視覺中心，全部參與。方案出來后，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365天中每一天里，我究竟要選取30年中的哪一件事情？在具體的報道展開前，要把這30年的事情全部梳理一遍，而且要梳理到具體日子。這個“大事記”必須梳理清楚。后來我們是按月確定大的選題，比如3月把4月要做的東西梳理出來，梳理出每一天要表達的主題、思想、觀點（因為每期還有一篇相關的言論“新觀察”）是什么，再由編輯分配給記者。

這些說起來簡單，但中間涉及非常復雜的流程，我們甚至安排兩個人花1個月時間什么事情都不干，就是去圖書館、去上網，把30年每一年的大事記篩選出來，要防止做到后面又發現前面還有更重要的選題沒有做，防止這種疏漏，然后才安排記者采訪。實際上類似于寫編年史。后來我們還搞了一場落地活動，就是改革開放30年高峰論壇，分成兩塊，一塊談思想解放，一塊談經濟文化生活，采用新舊時代不同的風云人物對話的形式。請來了年廣久、胡福明、濮存昕等。再后來陸續出了6本書。

這些落地活動，對報紙來說首先是品牌宣傳，通過報紙上的相關欄目，把這些人請來，事實上從報紙落到實地。書出了2萬套，而且我們不需要再做什么投入，就是把這個內容拿去做一個有償的二次傳播。當然品牌宣傳的價值更大，擴大了報紙的影響力。

以新聞的方式操作歷史

這個策劃其實并非完全意義的新聞策劃，而是一個帶有一定宣傳性質的報道活動。但我們在做的過程中還是堅持了新聞原則。所謂新聞原則，就是雖然是回顧，但所有的東西都是原創采訪、報道，不是拿史料來抄那么簡單，是要派記者采訪，去尋找當年的新聞當事人。我們采訪了很多人，比如海鹽襯衫廠的步鑫生，在整個改革開放30年報道中，《新京報》是唯一采訪到他的媒體，他談了很多東西，這就是新聞。包括現在“北京地理”板塊的“大城記”，里面反映的很多東西，當時沒有很好報道，對于今天的人來講，這也是新聞。這讓我們感覺到歷史也可以以新聞的方式來操作，實際上拓寬了新聞報道的領域。

對我們來講，“北京雜志”（“北京地理”板塊是“北京雜志”在做）也好，文娛新聞也好，這些傳統上屬于副刊的東西，我們通過策劃提高了它們的新聞性。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挖掘出人們所不知道的新聞，同時我們提供在這件事情上所能看到的時代進步的脈絡，包括這期間產生的一些新觀點。比如“日志中國”每一期有一個“新觀察”，實際是一個小評論，我們開篇請的是皇甫平。實際上這是貫穿始終的，通過每一天的一件事情來體現30年思想是如何解放的，每個“新觀察”實際上都是回到這樣一個主題，帶有很強的新聞評論的觀點在里面，對當下的社會仍然有指導意義，也希望反映出當時的事情對現在的影響。

整個“日志中國”從頭到尾仍然是一個新聞報道的方式，而不是簡單的歷史回顧，簡單的回顧今天的人并不需要，也不需要報紙來提供，讀者可以買書或上網查資料。所以我們堅持從頭到尾都是重新的采訪和報道，堅持原創。

?系列策劃與日常新聞

“日志中國”就放在日常新聞版。而最近關于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新聞報道，就是我們其他系列策劃在日常報道中的集中體現。這個當下新聞實際和我們做的“北京地理”有關。有人報料給我們說那邊開始拆除了，希望我們能去采訪，讓這個故居保留下來并恢復重建。

第一天報道就用了一個整版。報道了與拆除相關的各個方面：住戶、開發商、有關部門等等，這些是一些動態消息。實際上我們已經參與到這件事情中，當天我們把北京市規劃委的一個副主任叫到現場，他在現場叫停。同時在這個版面上，還展現了這個院落當年的風貌和歷史，包括當年有關這個院落的散文《太太的客廳》。同時我們在評論版上跟進，約王軍（《城記》作者）寫了一篇評論。實際上，當天新聞版和評論版的配合，就體現了我們新聞策劃的思想，也體現了我們的立場，我們接下來不斷追蹤這個事情，直到最后得到圓滿解決。

像今年建國60周年，提前在做的一個是“大城記”，用“北京地理”的版面，60年做60期，每一年用發生在北京的一個地理的概念，來做60年北京城的變遷。而“北京新聞”版在做一個60年的北京家庭史，我們叫“大生活”，就是做北京的家庭。因為我們是北京的媒體，所以我們想從更本地化，更微觀的角度，從家庭、從普通人的角度展現60年的變化。（《新京報》執行總編輯王躍春口述，張壘、梁益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