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加載中... 《新聞愛好者》供稿
以網絡為基礎的各類新媒體的出現，賦予普通公民一種嶄新的角色：新聞報道者。“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因此也成為引人注目的熱門話題，大眾傳媒尤其是傳統媒體在新媒體時代如何保持自己的社會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力，成為一個亟待研究的問題。
（一）
何謂“公民新聞”？國外各類媒體有不同的闡釋。如公民新聞網站的先驅——韓國公民新聞網站Ohmynews的口號是“人人都是記者”，強調普通公眾對于新聞信息報道的參與；美國公民新聞網站New West則選擇用“未經過濾的”這個字眼來形容由受眾投稿發布的信息，以此強調這個網站和傳統媒體新聞發稿機制的不同，并對網站所提供的信息屬性進行了界定。研究新媒體的美國專欄作家馬克格拉澤（Mark Glaser）認為：“‘公民新聞’就是讓沒有經過專業新聞訓練的普通公眾通過運用新的傳播技術和網絡全球傳播的特點來創作新聞信息，在為傳統媒體提供的新聞信息增加新的素材的同時，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對媒體所提供的信息進行查證和檢驗。這些工作可能由某個人自己來完成，也可能由很多人共同完成：你可能會在自己的博客或網絡論壇上寫一篇關于自己所在城市某些問題的報道；你可以在自己的博客上檢驗主流媒體上的文章是否有誤或存在偏見，并給予指正；你可以把自己抓拍到的有價值的數碼照片發布在網絡上；甚至你可以攝制視頻短片發布到像Youtube這樣的網站上。如果親歷重大突發事件的發生，你提供的文字或影像資料甚至可以影響整個歷史。”1
確實，無論中外，都已經有大量的新聞傳播案例說明，被新技術武裝起來的“受眾”能夠成為信息的生產者，并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他們不僅具有原創能力，也有自主權。這種角色轉換使新聞報道由單向轉向雙向或多向，媒介的受眾資源可以轉換為信息資源。資源轉換使媒體的報道面被擴大了，重要新聞事件發生時專業記者不在現場的缺陷也可以得到彌補。
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公民新聞”對傳統大眾媒體是一種嚴峻的挑戰，因為它打破了傳統媒體以往在新聞傳播中的壟斷和特權。在《我們媒體》（We the Media）一書中，丹·吉爾默(Dan Gillmor)這樣總結“公民新聞”對傳統媒體的影響：“草根新聞從業者摧毀了傳統媒體對于新聞的壟斷權，并將新聞從說教變為對話。”2
因此，新聞創新，必須面對一個嶄新的社會群體，他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被動的“受眾”，而是具有新聞傳播能力的公民。媒體要把他們放在與自己平等的地位上，通過各種傳播渠道和終端實現與公眾之間的信息分享和思想交流，通過對話實現輿論引導，通過服務實現媒介價值。正如胡錦濤同志在視察人民日報社時對新聞界提出的要求：“認真研究新聞傳播的現狀和趨勢，深入研究各類受眾群體的心理特點和接受習慣，加強輿情分析，主動設置議題，善于因勢利導。”只有深刻地了解今天新聞傳播所面對的社會公眾，真正重視他們的心理需求和傳播習慣，才有可能在新聞傳播中把握主動權，實現傳播的最佳效果。
（二）
在新媒體時代，面對越來越具有傳播能力的公眾，面對越來越多樣化的傳播渠道和載體，傳統主流媒體的優勢何在？如何利用這些優勢實現新聞創新？
以黨報集團為例，長期以來黨報的特殊地位使其能有獨特的辦報資源，比如有豐富的新聞來源和信息渠道、專業水平較高的新聞采編團隊、黨和政府所給予的各種政策支持，以及總體素質較高的讀者群和長期以來形成的品牌資源等。這些資源無論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都是黨報值得珍惜的寶貴財富。新一輪報業改革中，應該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大力推進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實現報業轉型。媒體的競爭策略總是以發揮自身資源優勢為明智之選。對于傳統媒體來說，最大的優勢還是專業化的新聞生產能力。解放日報報業集團社長尹明華認為，“新媒體對市場的每一個吸引力都因為報紙不具備”，所以，“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絕不是兩個載體的結合，真正的重點應該是：運用你的獨特去戰勝對手的不具有”。3
與報紙、廣播、電視這些傳統的大眾傳媒相比，通過互聯網傳播的新一代媒介實現了載體性能的根本改變，為新聞傳播變革提供了更廣闊的舞臺。新聞傳播方式正在從傳統媒介主導的單向式變為專業媒介組織與普通公民共同參與的分享式、互動式，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更加緊密地結合與匯流。這種新格局一方面造成新聞信息供給過剩，另一方面也促成人們對專業媒體組織整合、詮釋信息的更多依賴。相對于新媒體而言，在專業人才、傳播經驗和社會公信力等方面具有優勢的傳統媒體，更具備詮釋新聞的資格和能力。但也必須看到，傳統媒介要發揮自己固有的優勢，成為高水平的內容提供商，目前面臨的挑戰非常嚴峻，能否突破傳統的媒介理念、采編機制和業務技能的約束，能否順應潮流進行組織機構與生產流程的重構，能否掌握并運用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新手段……所有這些都將決定這次轉型的成敗。
從新聞業務的角度來看，在多種媒體融合的新聞編輯部中，記者編輯的主要職能已經不只是采集新聞，而是對浩如煙海的新聞和信息進行篩選和重新組合，使這些雜亂的信息呈現出相互聯系和深刻意義，并使其轉化為知識。新聞從業者的工作也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知識生產與管理的工作。這種改變在《華爾街日報》美國本土版的改版中得到了印證。
2007年1月2日，《華爾街日報》進行了該報118年歷史上最重要的變革。該報總編輯說：“讀者已經習慣從電視、網絡等渠道獲取即時信息。報紙繼續報道昨天發生了的那些新聞事件已經沒有意義。”眾所周知，作為全美乃至全球最大的商業金融類報紙，分析、深度、見解一直是《華爾街日報》的核心競爭力所在，該報在改版中對編輯方針進行調整的核心內容也是基于此，那就是壓縮資訊而放大有“附加值”的深度新聞。有研究者認為，從新聞操作上看，這既是報紙應對網絡沖擊采取的收縮防守，也是另一種形式的主動進攻。從經營策略上看，這又是對集團資源的重新優化配置。不難預測，這種調整將很快成為報業集團的必然選擇——不管最終是出于主動還是被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加印刷新聞深度，放大新聞附加值，可能是《華爾街日報》改版帶給傳統報業的最重要啟示。4
顯然，傳統媒體的轉型，對于新聞從業者個人而言，最大的改變不是強化發現和采集新聞的職能，而是強化加工新聞和信息的職能，也就是要通過對新聞與信息的整合，提升內容產品的品質和價值，使新聞與信息傳播進一步延伸到知識與服務領域，并不斷通過裂變與聚合，形成新的內容產品，從而促成媒介集團中產品鏈和價值鏈的生成。從這個意義上說，記者編輯的知識水平與專業技能已經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策劃型與專家型新聞人才的價值將更受珍視。
（三）
所謂深度報道，在《新聞學簡明詞典》中這樣被定義：“一種闡明事件因果關系、預測事件發展趨勢的報道形式。誕生于20世紀40年代，是新聞五個‘W’和一個‘H’的進一步深入的報道方式。它的主要特點是要在‘Why’和‘How’中進一步深化。要求以今日的事態核對昨日的背景，從而說出明日的意義來。”深度報道對于所報道對象的調查、分析、解釋和預測，在今天這樣的社會轉型期尤其為公眾所需要，它也是擁有專業采編隊伍的大眾媒體所應該著力打造的拳頭產品。
以前段時間發生的故宮失竊案的報道為例。5月8日晚，香港私人博物館兩依藏與故宮合辦的現代工藝品展上的部分展品被盜，舉國嘩然。各類新聞媒體都在第一時間報道了這一新聞。58小時后失竊案迅速告破，結果卻令人驚詫，警方在網吧里將犯罪嫌疑人石柏魁抓獲，據他交代，偷竊文物雖有預謀，但只是通過觀看電視片了解故宮周圍的地形和情況，而且也沒有什么犯罪經驗。為什么警備森嚴的國家博物館竟能讓一個小蟊賊得手？一時間質疑聲四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11日，央視主持人芮成鋼在微博上曝光：“故宮建福宮被改造成了一個全球頂級富豪們獨享的私人會所，據說建福宮會所的入會費是100萬元。”這一消息把故宮推向了更難堪的境地。傳媒對故宮的報道進一步升溫。
5月13日，故宮向北京市公安局贈送錦旗，錦旗上的文字“撼祖國強盛，衛京都泰安”引起網友質疑，稱“撼”為錯別字，正確用字應為“捍”。面對這一質疑，故宮的相關負責人卻不承認有錯誤，反而表示“撼”字沒錯，顯得厚重。雖然后來終于認錯并道歉，但致歉信中將責任都推向了保衛處，令輿論依然無法平息。
故宮連鎖性事件的來龍去脈幾乎在所有媒體上都能看到完整的故事脈絡。各大報紙、網站都非常迅速地向公眾報道了此事件，并滾動進行后續情況的報道。從新聞業務角度來看，這些報道基本屬于第一個層次的“基礎性報道”，即告知新聞事件的過程、細節和各方反應。
相比之下，鳳凰網做的一個新聞專題更有厚重感，主題已經不僅僅是聚焦“失竊”一事，而是以“故宮丑聞頻發”這樣更尖銳的標題統觀上述一系列負面事件。除了對事件本身的報道更加細致外，編輯還有意用視頻來表達網友的態度。視頻頭條是“網友創作《故宮門之歌》諷刺故宮丑聞”，第二條是“故宮道歉信語病百出引發網友圍觀”，都是網站獨家采制的報道，所采用的素材卻來自網友。最能體現報道旨趣的是一個言論集納型的專欄“自由談”，主題是：“故宮，你在‘撼’動什么？”開題的話：“展品被盜，建福宮被傳成私人會所，就連贈送個錦旗都能出現錯別字，一連串的負面新聞一周來把故宮弄得焦頭爛額，也顛覆了人們對故宮的固有印象。隨著事態的進一步發展，人們心中的疑團也越來越大，故宮到底怎么了？”這個評論欄目匯集了人民日報、東方早報、新華網等多家媒體發布的評論文章，最后將論點歸結為：“商業化的侵蝕、不負責任的守護，堂而皇之的錯字，故宮一系列丑聞面前，人們需要反思的是對待自己民族文明的態度。”5
鳳凰網的這個專題顯然是編輯策劃的成果，它已經從“基礎性報道”上升到了第二個層次“拓展性報道”。在告知事實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寬了視野、挖掘了深度，同時讓公眾更多地參與，對事件的原因及社會影響進行更多的剖析。在這個層面上，大眾傳播被認為應該具有的幾大社會作用——“監視大環境、達成社會各方面的共識、傳承文化”6已經基本可以實現。
報道的層次實際上能夠反映媒體的境界，媒體的境界又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公眾的境界。在今天，媒體對輿論的引導越來越多地需要靠意見表達來實現。在眾多的評論中，筆者認為《北京晨報》5月13日的評論《故宮為何這么容易被盜》，切中了事件的要害：“一直以來，我們忽略了一個問題，即：當資源高度集中時，它的管理注定難以均衡。于是，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效應：從外面看，它似乎很強大，可實際上，內部卻人浮于事，難以有效承擔其職責了。從來如此，信息不公開，無公眾監督機制，一切問題都放在內部解決，普通人只有提供資源的義務，卻無問責的權利，那么，結果必然是外強中干、弊端重重，而這樣的治理，難免失敗。”“一個小偷，為故宮敲響了警鐘，一個故宮，也為其他領域敲響了警鐘。只要深層弊端不排除，那么，危機就隨時可能出現，它會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給我們帶來傷害。”7相比各種不同角度的真知灼見，這一觀點更能為解決問題的方向提供啟示和指導。
就在各類媒體準備對故宮失竊事件的報道畫上句號之際，北京大學法學院3名博士向中國財政部遞交了申請，要求故宮博物院就門票收支信息進行公開，其申請公開的范圍包括2008年~2010年的門票收入和使用情況。“該申請表示，故宮博物院雖不屬于行政機關，但其作為與人民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公共事業單位，應參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相關規定，履行信息公開義務。”8
我們不能斷定三博士的行動與媒體的報道有直接的因果聯系，但這一事件的發展過程令人意識到大眾傳媒的新聞報道還應該追求比第二個層次“拓展性報道”更高的層次，或者說媒體應該具有更高的境界。如果我們將對熱點新聞尤其是負面新聞的報道從拓寬視野、挖掘深度進一步提升到對事件的社會意義的解析，進而引導公眾在面對問題時不只滿足于獵奇、泄憤、調侃和諷刺，而是站在建設性的角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進而發起行動，形成一股推進社會進步的能量，那么，媒體就會真正贏得社會的尊重，公眾的素質也會因媒體境界的提升而得到提升。
上面這一案例還說明，深度新聞報道通常是策劃性的報道，從報道選題到報道角度，從報道方式到報道手段，都需要新聞編輯的精心設計和大膽創新。
在媒介融合發展的新時期，新聞報道策劃本身也在發生著變化，主要表現在：第一，“融合新聞”正在成為報道策劃的新理念與新目標，編輯的策劃需要通過媒介組織重構與流程再造，以多種載體的整合利用實現新聞資源的深入開發與優化配置。這樣的報道策劃能夠促成新聞傳播的影響力擴展和媒介品牌的打造。
第二，報道策劃以新聞內容的分眾化定位為報道策劃的著眼點，根據不同載體的受眾需求與介質特點設計不同的報道角度，進行不同的信息整合，實現各載體之間的相互支撐與有機聯動，并由單純的新聞傳播向交流觀點、分享知識和提供服務加以延伸與轉換，為媒體形成產品鏈提供新的資源。
第三，報道策劃以新聞內容由專業記者和社會公眾共同創造、以互動傳播與多媒體傳播為報道方式實現報道的創新，使主流新聞媒體能夠在新的傳播語境中把握引導輿論的主動權，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推動力量。
只有把握好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這些變動趨勢，不斷提高策劃水平，進行新聞創新，才能夠保持大眾媒體的社會影響力。（本成果受到中國人民大學“985工程”新聞傳播研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的支持）（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 釋：
1http://www.pbs.org/mediashift/
2Dan Gillmor，“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O’Reilly Media，2004
3張壘、周新宇：《“我們正在迎接鐘擺的回歸”——傳統媒體怎樣找回競爭力》，《中國記者》，2010（12）。
4文建：《〈華爾街日報〉改版四規則》，《中國記者》，2007（2）。
5引自鳳凰網“自由談”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gugong/，2011-05-17
6馬克斯韋爾·麥庫姆斯[美]著，郭鎮之譯：《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頁。
7蔡輝：《故宮為何這么容易被盜》，《北京晨報》，2011年版，第170頁，05-13，A4版。
8中新社5月26日電：《北京大學三博士申請公開故宮門票收支信息》，中新網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5-27/3070583.shtml，2011年5月2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