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錄片海外傳播中的價值觀問題

在敘事方面，很多國產紀錄片，尤其是專題片，都是主題先行，以某種主題作為統領全片的主旨，它們的講述方式是整體性和感悟性的，沒有很強的情節性，敘事的動機是一種潛在的內涵，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不斷領悟創作者的意圖，并產生出自己的理解。西方的紀錄片多推崇故事性的講述方式，即便是科教片，也強調事件的戲劇性、邏輯性，在完整的起、承、轉、合中具有說服力地將創作者的意圖歸納出來，而不是通過畫面加解說詞直白表達。在邁克·摩爾榮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科倫拜恩的保齡》中，導演試圖追尋美國槍械泛濫的根本原因。現時超過兩億的槍械流通于美國家庭，而且大部分落入白人手中，他們藏械的理由是為了保護自身安全。但可能身藏攻擊性武器反而引起他們的憂慮不安，有些人要將手槍放在枕頭下方能入睡。最極端的例子是，他們往往為了保護自己而先發制人，造成不少槍殺案件：倫常慘案、校園槍擊案等報道屢見不鮮。誰為發生的悲劇負責，究竟又是什么導致了不斷發生的流血沖突和無人性的屠殺，難道是美國人天生傾向于暴力?影片把俄克拉荷馬爆炸案和科倫拜恩高中屠殺案中涉及的有關人員的采訪片段與新聞報道、演講，以及一個16歲男孩買走一家商店中所有彈藥等種種和流血暴力事件有關的片段交織剪輯在一起，邏輯嚴密地顯示出槍支泛濫的根源——恐懼已經深深地扎根于美國人的精神中。

重直覺體悟和重邏輯推理都是紀錄片的創作和欣賞中的價值觀，在這兩種觀念引導下都產生了優秀的作品。但是，重直覺體悟的審美價值觀給中國紀錄片帶來了理解難度，很多外國觀眾在自身文化水平有限或不了解中國文化的情況下，很難對作品的主旨有一個準確的把握，或者認為我們強調的主題沒有說服力。邏輯嚴密的紀錄片卻大多敘事方法清晰，內容通俗易懂。中國觀眾在收看西方尤其是美國紀錄片的時候大多能準確理解作品主題。在海外傳播的環境下，中國紀錄片的創作者要重視這種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的差異，提倡多以西方人熟悉的邏輯分析的方式進行敘事，適當調整我國紀錄片的影像風格，使其明晰化、確定化，在作品的精神追求方面盡量有普適性，能和西方觀眾產生共鳴，才能讓作品被更多外國觀眾了解和接受。

重宏觀和重微觀的差異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喜歡從宏觀、從整體、從大局出發，這種思維方式影響到了價值觀。中國傳統價值觀也比較看重整體觀念和集體本位，這使得我們在思考問題時喜歡從整體大局出發、從集體的角度出發，兼顧到全局的各個方面，并始終以國家和集體為優先考慮的對象。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喜歡從微觀、從局部出發，注重細節，強調“個體本位”和“獨立意識”。他們認為個人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他人和集體是第二位的;從小到大、從細節到整體、從局部到全局的思維方式是科學的。他們喜歡標新立異和提出質疑，不喜歡隨波逐流。

這種重宏觀和重微觀的差異，影響到了中國紀錄片自身的創作風格和西方觀眾對中國紀錄片的理解。中國紀錄片尤其是專題片，多從宏觀角度出發，對某一主題進行整體敘事，這樣的表現方法不易被注重個體、細節的西方觀眾所接受。這種重宏觀、重集體的價值觀，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中國紀錄片對“人”的把握，它“有意識地讓個體承載著群體的意識，這很難說是一種意識的負載，因為任何一個典型的形象、任何一個個體，他更多地被定位為大寫的‘人’的一個縮影”[1]，所以在很多中國紀錄片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集體，卻難以看到個人。在電視紀錄片《話說運河》、《話說長江》中，人是作為風景的一部分，并未被著重表現。觀眾只能“見山、見水、不見人”。片中的人物是以群體的面貌出現，未得到獨立的表現。紀錄影片《鐵西區》、《二十四城記》也都是依托群體中表現個體的作品。在東北或南方的老工業區、廠房中，多個家庭的命運被同時展示出來，形成類似的“散點透視”的效果。一系列主人公把每個人幾十年來的生活浮光掠影地說出來，展現社會的變遷對個人生活的沖擊。當過度重視整體和宏觀的紀錄片在海外傳播時，會和西方觀眾的欣賞習慣產生沖突。西方觀眾注重個體，喜歡從獨立的個體入手欣賞整部作品。當他們看到紀錄片中的一個主題出現眾多主人公時，或是只是敘述一種觀念，而沒有完整記錄個體的生活、言論時，就可能感覺困惑，無法理解，甚至是排斥。所以，調整固有的價值觀，注重整體和個體、宏觀和局部的平衡，甚至是傾向于西方觀眾的欣賞習慣，中國紀錄片才能在海外傳播中提高影響力和被認可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