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錄片海外傳播中的價值觀問題

【摘要】在中國影視產品的出口類型中，紀錄片占據較大比重。中國紀錄片的出口地區不僅包括東南亞，也包括歐美發達國家在內。然而，相對于美國探索頻道或是日本NHK的紀錄片，中國紀錄片的海外影響力依然十分有限。除去制作成本、藝術表現形式的因素之外，文化差異尤其是價值觀差異也是影響中國紀錄片海外市場的重要原因。本文旨在探討價值觀的差異對中國紀錄片海外傳播的影響。

【關鍵詞】紀錄片;海外傳播;價值觀差異;影響

紀錄片是海外觀眾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現實國情的重要渠道。隨著《西藏的誘惑》、《沙與海》、《最后的山神》、《老頭》等一大批中國紀錄片在國外的獲獎以及《復活的軍團》、《鄭和1405》、《故宮》等作品被國外片商購買并播出，中國紀錄片逐漸成為海外傳播中最重要的片種之一。但是，與美國和日本相比，中國紀錄片海外傳播的數量和影響力依然不足。這與作品的質量有關，然而作品質量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很多我們認為質量上乘的作品，外國觀眾仍然看不懂或是不能接受，如很多文獻紀錄片。本文認為，這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差異，尤其是價值觀的差異。如果中國紀錄片的價值觀不能適應跨文化傳播，紀錄片本身就不能被海外觀眾接受，其政治、文化的影響力則難以實現。

我國紀錄片受到傳統價值觀的制約，其形式、內容呈現出與西方的紀錄片不同的面貌。這些價值觀的差異影響了我國紀錄片海外傳播的效果。找到這些影響我國紀錄片跨文化傳播價值觀的差異，并對其適當做出調整，是海外觀眾接受我國紀錄片的前提和基礎;若忽視這些差異，中國紀錄片則難以被海外觀眾尤其是西方觀眾接受。

重視功能性和重視真實性的差異

重視作品功能性和重視作品真實性的差異源自東西方文化尤其是審美價值觀的差異。具體地說就是“載道觀”和“真理觀”的差異。在中國傳統的審美價值觀中，文藝作品的“載道”主要指“政治倫理之道”，有著較強的政治功利性。各類文藝作品總是將“善”置于“真”之上，而“真”卻被放在了比“善”次要的位置。對于音樂、文學、繪畫，都有“成教化，助人倫”的價值判斷標準，而純粹真實的藝術不被認為是正統的作品。

西方傳統的審美價值觀可以通過文藝作品的“真理觀”顯現出來。這與中國的“載道觀”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臘審美觀念中的“鏡子說”和模仿論，是“真理觀”的重要例證。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就曾認為“真理和美德是藝術的兩個密友”，英國新古典主義的代表約翰遜主張“文學須正確再現真正存在的和真正進行的行為”，真理觀強調文藝作品的真實性，這是西方審美價值觀的核心觀念。

在中國傳統的具有功利性的審美價值觀指導下，偏重于政治宣傳和道德教化的紀錄片大量出現。“這類作品從題材類型和主題指向上都具有明顯的主流意識形態色彩，與時事、政治聯系比較緊密，有些甚至是命題作文，這是一種偏重政治話語建構的意義系統。這些節目從認識價值上尋求傳播效果，基本上是為了實現社會教育的目的。在目前我國的紀錄片(或專欄節目)中，這類節目成為主要內容，而且逐漸成熟，形成了一個自己的完整體系”。從我國紀錄片的整體創作格局來看，偏重于政治宣傳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這些作品有明顯的主流意識形態色彩。在這種重視“善”，強調功能性的價值觀影響下，我國相當一部分紀錄片的功能性遠大于真實性，曾長期被定位于“宣傳品”。在國外播放的中國紀錄片注重宣傳國家的進步和變化，遵守官方推崇的輿論導向或價值觀，有意忽略普通中國人真實的生活，作品的真實性受到西方觀眾的質疑。同時，由于紀錄片過于強調輿論宣傳，所采用的手法便是畫面加解說，也讓外國觀眾無法看懂。2002年四川國際電視節上，來自歐洲和美國的評委便表達出了這樣的遺憾，他們尖銳地反問道：“為什么看不到反映中國農村和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內容?”同時，當西方觀眾一旦看到大量解說詞時，就會感到節目是在說教而拒絕收看。

此外，中國的紀錄片過于重視道德說教。道德觀屬于人類的核心價值觀，影視產品不可能不涉及道德價值判斷，道德觀的傳播是影視產品對外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過度的道德說教會讓紀錄片顯得生硬、不自然。紀錄片中出現的“高”、“大”、“全”式的道德英雄一旦出現在西方觀眾的視線中，就會讓觀眾覺得不能理解或根本不真實。同時，道德觀有很強的民族性、地域性。很多傳統道德觀和外國觀眾的道德判斷不一定吻合。

當然，傳統價值觀在現代紀錄片的創作中依然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國紀錄片不能完全放棄它應有的功能性。但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西方觀眾希望能夠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了解普通中國人真實的生活。紀錄片是西方觀眾了解當代中國的最好途徑。在紀錄片創作中給予真實性應有的地位，讓外國觀眾了解當代中國人真實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是中國紀錄片在歐美市場被接受的前提條件。如果無法克服價值觀的差異，任何的政治宣傳和道德教化都難以發揮作用。

重直覺體悟和重邏輯推理的差異

直覺體悟是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中較為推崇的思維方式，它是對世界的一種心領神會的感知方式。中國的傳統文化非常重視直覺思維，中國的文學家、哲學家提出的“頓悟”、“明心見性”等都在某種程度上表達著對直覺的推崇。直覺體悟給人一種不可捉摸的神秘主義感覺，它看上去是一種忽然徹底覺悟的思維過程，是一種具有高度創造力的思維方法。中國的傳統詩歌、繪畫、散文都講究在仔細品味之后瞬間悟道，而不將作者的思想直白地表達出來，也不做嚴謹的說明。

西方文化則重視邏輯推理。西方自古以來崇尚理性思維，理性思維是西方文化中占據核心位置的思維方式，無論是文藝創作還是欣賞都邏輯嚴密、注重具體實物。

在中外紀錄片的創作中，不同的思維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價值觀的差異也很明顯。影像方面，很多國產紀錄片有一種追求體驗式感性認知的影像語言的傾向。也就是希望通過有限的畫面，讓觀眾體悟到更多的意味、更深的意境。這種意義的獲得，是觀眾從豐富多義的畫面中悟到的，而不是通過內在邏輯嚴謹的畫面中直接觀看到的。如孫增田拍攝的《神鹿啊，我們的神鹿》，全篇結尾是一個人、狗、樹、林組合在一起的長鏡頭，使人感覺到一種凄涼和彷徨無措。《藏北人家》、《龍脊》這樣的作品，通過群山、白雪、草原、湖水、野鴨，給人一種中國山水畫的意境，讓觀眾在欣賞完自然景物后，體悟出導演內在的情感。與之不同的是，西方紀錄片在影像方面多追求清晰性和邏輯性，在畫面有邏輯的組合中衍生出創作者的真正意圖。如邁克·摩爾的《華氏911》中，在美國遭遇前所未有的安全危機的情況下，導演通過布什總統在得克薩斯州度假的一系列快節奏、幽默的畫面中，密不透風地將布什的無能和其對布什的嘲弄表達出來，尤其是布什充滿孩童氣的伐木、遛狗、做鬼臉的畫面，層層遞進、環環相扣，極具邏輯性和說服力。

在敘事方面，很多國產紀錄片，尤其是專題片，都是主題先行，以某種主題作為統領全片的主旨，它們的講述方式是整體性和感悟性的，沒有很強的情節性，敘事的動機是一種潛在的內涵，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不斷領悟創作者的意圖，并產生出自己的理解。西方的紀錄片多推崇故事性的講述方式，即便是科教片，也強調事件的戲劇性、邏輯性，在完整的起、承、轉、合中具有說服力地將創作者的意圖歸納出來，而不是通過畫面加解說詞直白表達。在邁克·摩爾榮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科倫拜恩的保齡》中，導演試圖追尋美國槍械泛濫的根本原因。現時超過兩億的槍械流通于美國家庭，而且大部分落入白人手中，他們藏械的理由是為了保護自身安全。但可能身藏攻擊性武器反而引起他們的憂慮不安，有些人要將手槍放在枕頭下方能入睡。最極端的例子是，他們往往為了保護自己而先發制人，造成不少槍殺案件：倫常慘案、校園槍擊案等報道屢見不鮮。誰為發生的悲劇負責，究竟又是什么導致了不斷發生的流血沖突和無人性的屠殺，難道是美國人天生傾向于暴力?影片把俄克拉荷馬爆炸案和科倫拜恩高中屠殺案中涉及的有關人員的采訪片段與新聞報道、演講，以及一個16歲男孩買走一家商店中所有彈藥等種種和流血暴力事件有關的片段交織剪輯在一起，邏輯嚴密地顯示出槍支泛濫的根源——恐懼已經深深地扎根于美國人的精神中。

重直覺體悟和重邏輯推理都是紀錄片的創作和欣賞中的價值觀，在這兩種觀念引導下都產生了優秀的作品。但是，重直覺體悟的審美價值觀給中國紀錄片帶來了理解難度，很多外國觀眾在自身文化水平有限或不了解中國文化的情況下，很難對作品的主旨有一個準確的把握，或者認為我們強調的主題沒有說服力。邏輯嚴密的紀錄片卻大多敘事方法清晰，內容通俗易懂。中國觀眾在收看西方尤其是美國紀錄片的時候大多能準確理解作品主題。在海外傳播的環境下，中國紀錄片的創作者要重視這種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的差異，提倡多以西方人熟悉的邏輯分析的方式進行敘事，適當調整我國紀錄片的影像風格，使其明晰化、確定化，在作品的精神追求方面盡量有普適性，能和西方觀眾產生共鳴，才能讓作品被更多外國觀眾了解和接受。

重宏觀和重微觀的差異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喜歡從宏觀、從整體、從大局出發，這種思維方式影響到了價值觀。中國傳統價值觀也比較看重整體觀念和集體本位，這使得我們在思考問題時喜歡從整體大局出發、從集體的角度出發，兼顧到全局的各個方面，并始終以國家和集體為優先考慮的對象。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是喜歡從微觀、從局部出發，注重細節，強調“個體本位”和“獨立意識”。他們認為個人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他人和集體是第二位的;從小到大、從細節到整體、從局部到全局的思維方式是科學的。他們喜歡標新立異和提出質疑，不喜歡隨波逐流。

這種重宏觀和重微觀的差異，影響到了中國紀錄片自身的創作風格和西方觀眾對中國紀錄片的理解。中國紀錄片尤其是專題片，多從宏觀角度出發，對某一主題進行整體敘事，這樣的表現方法不易被注重個體、細節的西方觀眾所接受。這種重宏觀、重集體的價值觀，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中國紀錄片對“人”的把握，它“有意識地讓個體承載著群體的意識，這很難說是一種意識的負載，因為任何一個典型的形象、任何一個個體，他更多地被定位為大寫的‘人’的一個縮影”[1]，所以在很多中國紀錄片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集體，卻難以看到個人。在電視紀錄片《話說運河》、《話說長江》中，人是作為風景的一部分，并未被著重表現。觀眾只能“見山、見水、不見人”。片中的人物是以群體的面貌出現，未得到獨立的表現。紀錄影片《鐵西區》、《二十四城記》也都是依托群體中表現個體的作品。在東北或南方的老工業區、廠房中，多個家庭的命運被同時展示出來，形成類似的“散點透視”的效果。一系列主人公把每個人幾十年來的生活浮光掠影地說出來，展現社會的變遷對個人生活的沖擊。當過度重視整體和宏觀的紀錄片在海外傳播時，會和西方觀眾的欣賞習慣產生沖突。西方觀眾注重個體，喜歡從獨立的個體入手欣賞整部作品。當他們看到紀錄片中的一個主題出現眾多主人公時，或是只是敘述一種觀念，而沒有完整記錄個體的生活、言論時，就可能感覺困惑，無法理解，甚至是排斥。所以，調整固有的價值觀，注重整體和個體、宏觀和局部的平衡，甚至是傾向于西方觀眾的欣賞習慣，中國紀錄片才能在海外傳播中提高影響力和被認可的程度。

重歷史和重未來的差異

重歷史和重未來的差異往往發生于古老國家和新興國家之間，尤其是中美之間。西方部分國家如希臘、意大利的歷史也很悠久，有以過去為自豪的價值取向。古老的國家往往看重歷史，年輕的國家往往注重未來。中國作為歷史悠久的國家，有燦爛的文化、優良的傳統。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總有對過去津津樂道的傾向，傳統價值觀尤其如此，強調“以史為鑒”、“古為今用”，任何事情都有通過參照歷史來判斷是非對錯的觀念，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凡事“向后看”的傾向。這種尊崇傳統的傾向深刻影響著中國的文學、藝術、民風民俗。與此相反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歷史較短，凡事喜歡著眼于未來。例如美國人不喜歡守舊，推崇冒險和創新精神，在美國人的價值觀中，凡事向后看是衰老的表現，不值得提倡，未來遠比歷史有價值。在美國，喪失了年齡優勢就意味著處于被淘汰的邊緣。

中國重歷史的傾向，在紀錄片創作中體現為以歷史為題材的紀錄片較多，這在文獻紀錄片的大量涌現上表現得最為明顯。這些紀錄片難以被對中國歷史不甚了解的美國等年輕國家觀眾所看懂，這些作品推崇的傳統的價值取向也難以被這些觀眾所接受。以美國為例，美國的紀錄片有相當一部分是以未來為題材的，探索頻道主要播放以流行科學、未來科技、太空旅行為題材的紀錄片，這些紀錄片為觀眾充滿想象力地描繪著未來世界。雖然歷史題材是中國紀錄片創作者所擅長的，但增加未來題材、強調未來意識，是我國紀錄片在這些西方國家被接受所必須采取的措施。

重現實和重超越的差異

中國古人在治學和文藝創作上有很強的注重現實意義的傾向，凡事強調對現實利益的關切，而對和眼前利益無關的事情采取冷眼旁觀的態度。現實主義價值觀指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倫常情感當中，理性占據了支配地位，很多方面都以與世間生活、政治生活有無關系作為判斷標準。人的情感、觀念大都被引入了世間關系和現實生活，而不是飄渺的宗教、神奇的宇宙和自然。凡是和日常生活關系不大的神學、自然、科技領域，中國人大都不做過多的考慮。在傳統文藝作品中，社會性、倫理性的題材和現實生活相關，所以比較常見。自然、科技領域的題材難以為現實、政治服務，所以這類題材的作品比較少。

與之相反，西方人對自然事物表現出一種好奇和關注。“從西方科技史來看，相當一段時間里，學者們的探求都不是出于利益驅動，而就是對知識本身的不可遏制的興趣、好奇。不僅是西方的哲學家，就是科學家的研究中也體現出對宇宙本原、事物本性的關切遠勝過具體利益關切的傾向。”[2]重現實的價值觀容易讓人擺脫無謂的思考，但也容易讓人目光短淺;重超越的價值觀容易激發人的好奇與想象，但也會導致人的不安分，兩者各有利弊。

就紀錄片的創作來說，受現實主義價值觀的制約，中國紀錄片較少有科技、探險領域等題材，而多政治、社會題材;而歐美國家的紀錄片卻有相當一部分是科技、探險題材。政治、社會題材由于源自特殊國情，在海外傳播過程中“文化折扣”較高。科技、探險題材由于源自人類共同的生活，在海外傳播過程中“文化折扣”較低。“文化折扣”是指在國際文化貿易中，文化產品如電視劇、電影會因為其內蘊的文化因素不被其他民族觀眾認同或理解而帶來產品價值的降低。“文化折扣”高的產品，難以引起外國觀眾的興趣;“文化折扣”低的產品，則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所接受。

具體來講，中國紀錄片受到現實主義價值觀的影響，以政治、社會題材居多。這些題材對現實生活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在人體科學紀錄片、太空紀錄片、動植物紀錄片、海底世界紀錄片等領域，我國紀錄片涉足極少，難以突破。但是，影視產品尤其是紀錄片能夠克服“文化折扣”，在海外傳播，關鍵是尋找不同文化之間的契合點。國家地理頻道、Discovery頻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涉足那些中性的、沒有意識形態色彩的領域。Discovery頻道向人們展示自然界的變遷、科學發展、野外冒險、UFO、海底世界，以此來滿足人們對自然界的好奇心。科技知識一般不受文化差異的阻礙，面對世界多元的政治、文化、宗教，Discovery頻道可以降低文化折扣，減少各種傳播過程中的障礙。但是，現實主義價值觀使中國紀錄片缺乏這樣的題材，能夠海外傳播的都是《故宮》、《大國崛起》等“文化折扣”較高的社科人文題材。

天人合一觀和征服自然觀的差異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僅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是一種人與社會和人與人關系的覺悟。“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是“和諧”觀，即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以及他人的和諧。在和自然的關系上，中國文化注重人應當服從自然或是天人相互協調。人是自然的組成部分，要服從于自然的規律，不能違背自然，不能強行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在和社會以及他人的關系上，中國文化講究共存共生，不主張去駕馭別的民族和人。與之相反，西方文化強調征服自然，人是自然的精華，可以統治自然，并且在戰勝自然的過程中確立自身的價值。人類追求科學技術、探求自然規律、利用自然法則是其自身進步的必要過程。同時，西方人有強烈的支配其他民族的愿望，有對于戰爭的偏好。這實際都是西方文化注重征服自然或“天人相分”的表現。

在中國紀錄片中，這種“天人合一”的價值觀隨處可見。《再說長江》之《道化武當》中，道士和自然乃至自然界中的生靈——蜜蜂和諧地生活在一起，人和生物快樂地對話，使人感受到“萬物皆備于我”的豁然開朗。

中國紀錄片這種“天人合一”的創作觀念對作品的海外傳播有時會起到限制作用。西方觀眾受征服自然或天人相分傳統的影響，喜歡具有開拓精神的題材，如描述人類野外生存的《荒野求生》。而中國紀錄片“樂從和”、“和諧”的觀念讓作品內容舒緩溫和，缺乏進取精神，其在傳播到國外的時候不容易引起觀眾的共鳴。

綜上所述，創作理念與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紀錄片的內容和形式，對作品的海外傳播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還有一些作品本身蘊涵價值觀，由于過度體現出中國文化的特色，海外觀眾也不一定理解和認同。中國紀錄片要在海外市場上出現真正的繁榮，就不得不將這些觀念進行調整甚至摒棄。

[本文為2010國家廣電總局“我國影視‘走出去’策略創新研究”(編號：GD10137)部分成果](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廣播電視藝術學博士，首都師范大學科德學院講師)

參考文獻：

[1]鐘大年，雷建軍.紀錄片：影像意義系統[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271.

[2]周松波.方圓之探——解碼中西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