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價值”三題

4、紀錄精神

“紀錄價值”的創造，離不開攝制者的“紀錄精神”。回顧紀錄片發展歷程，許多獻身紀錄片事業的仁人志士之紀錄精神，可歌可泣，已成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1966年，日本東京郊區三里塜爆發農民反抗為修建成田機場強占耕地的斗爭。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1967年即帶攝制組進駐三里塜，與農民并肩戰斗。歷時11年，拍出《三里塜：第二道防線的人們》為代表的時長16小時的系列片七部，被德版《世界電影史》譽為“其現實性達到迄今為止一般政治紀錄片所沒有達到的高度”。

還有一部德國紀錄片《我的生活》，從1961年到1995年把鏡頭對準一個叫瑪利亞·路易絲的女孩。隔段時間訪問一次她和她的家人，回放以前的畫面，讓她講述。德國由分裂到統一，女孩長大，變成了妻子和母親，由一個女孩成為女人的生命歷程，記錄了德國人不同政治情境下命運的變化。

類似事例非常多，讓我們贊美這種可敬的紀錄精神：贊美那甘心冒著生命危險、反潮流風險的奮斗精神；贊美那不斷擴展人類視野的開拓精神；贊美那艱苦執著的敬業精神；贊美那置身社會底層的關注民生精神。

【參考文獻】

[1] (德)里芬斯塔爾﹒參見《里芬斯塔爾回憶錄》【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年版

[2] (美)桑塔格﹒《反對闡釋》【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12月版29頁

[3] (美)海登·懷特《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現象》【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版

（作者單位：朱瑞鴻，長影《電影文學》雜志社編輯；朱晶，吉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