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電影《零零后》導演張同道：在紀錄生命中反思

原標題：張同道：在紀錄生命中反思

為研究生講授紀錄電影美學。

拍攝《文學的故鄉》工作照，作家阿來、張同道、攝影師大飛（從左到右）。

與電影《零零后》主角池亦洋說戲。

跟蹤拍攝12年，記錄兩個“零零后”孩子真實成長經歷，前不久上映的紀錄電影《零零后》大獲好評。

昔日摸爬滾打的孩子王如今代表國家青年隊去打比賽；曾經被同伴孤立的女孩上大學主修教育學希望教書育人。這其中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故事？誰給了兩個孩子新生？你或許能從片中找到人生轉軌的蛛絲馬跡。

“我們作為成年人，不自覺會帶著懷舊的眼光去看待童年，其實往往有不少美好的誤解。”該片導演張同道，是國內知名的紀錄片學者和制作人。他希望它成為一面鏡子，讓每位年輕父母看到自己和孩子未來的模樣。

1994年，從北師大中文系博士畢業后，張同道出人意料地選擇了當年尚屬冷門的紀錄片領域。二十多年過去，一個個精彩的故事被他收入鏡頭，他在贏得各式贊譽的同時更收獲了對生活、子女教育的體悟。就如同《明朝那些事兒》寫了那么多千古功名、萬世流芳，卻以整日郊游的徐霞客收尾，張同道也不逢迎別人的期待，而是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這是他眼里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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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紀錄片引發的反思

一個小男孩站在積木上，手持木棒，身披超人披風，對面的墻上是一個超人的影子，影子內核卻是一個低頭沉思的少年。

這是紀錄電影《零零后》的宣傳海報，把人的本我、超我和自我放置于同一時空，體現了對一個人“何以至此”的思考。一個月間，這部教育題材的紀錄片引發熱議，全國各地家長團、教師團紛紛組織觀看。9月，上海市教委向全市中小學生推薦《零零后》，四川宜賓市委宣傳部、教育局聯合發文要求中小學組織觀看《零零后》。張同道的朋友圈一時被校長們的各種感悟填充得滿滿當當。

“學校、社會、家庭這些‘外自然’順應生命體這個‘內自然’，喚醒生命本體后，生命體用無限的熱情和堅定自覺地一直向前。”山東煙臺的曹瑞敏校長在觀影感受中寫到。“真正的教育應該讓孩子在磕磕絆絆中不斷發現自我、尋找自我、成就自我。”全國優秀校長陳興杰在微信里如是說。

也有很多反思——“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讓孩子上個好大學、找個好工作？影片中池亦洋說了，人生除了買車買房、娶妻生子外，還有一些幸福可以追求。”

“如果按照這樣的方式教育，孩子連大學都沒考上，怎么辦？”筆者翻著這些校長的觀后感問。“那你要接受一個平庸的孩子。”張同道面對我不懷好意的提問，回答得格外平靜，“這才是我們要反思的。教育，是不是要讓孩子活成我們期待的樣子？如果不是，那么該改變的應該是我們。”

近年來不乏有識之士呼吁重視孩子的個體性差異，不要試圖批量化生產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等等。張同道也持相同的觀點。不同的是，他用紀錄片的形式呈現了真實的案例，而不僅僅是提出一個理論。

9月4日的朋友圈，張同道發了一組照片——三位家長和孩子在觀影后分享感受。除了感動，更多的是家長對孩子的理解。尊重個體性差異、自覺生長，是張同道傳遞的觀念。就如二十多年前，他放棄了在文學研究領域的所有成就，與后來伴他大半生的紀錄片“私奔”一樣，那未必不是一種生活。

言及為何選擇拍這樣一部電影，他坦言，最初源于對自己孩子的好奇，進而生發出對于“零零后”一代成長的追尋。他希望以12年光陰記錄下的這代人的成長，能給為人父母者多多少少帶來些觸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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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老太改變文學博士的命運

身為國內紀錄片領域的大咖級學者，張同道談得最多的就是中國紀錄片的未來：紀錄片有哪些類型，如何把創意變成現實的項目，中國紀錄片的受眾群到底在哪里……他坦言，《舌尖上的中國》極大推動了中國紀錄片業的前行，這個昔日的小眾冷門也在不斷擴散自己的熱度，雖然尚未形成大的潮流，但它的確在一點點發酵，在變革中長大。

不過，拐上紀錄片道路純屬機緣巧合。文學博士畢業前，張同道是一枚不折不扣的中文系文藝青年，成天寫小說、詩歌、文學評論，而且希望自己筆下的文字沒那么好懂，需要一遍遍咀嚼才能咂摸出個中滋味。

“一部紀錄片留在人們記憶里的是細節，細節是故事性最飽滿的體現。”一如他對紀錄片呈現細節近乎執拗的堅持，張同道如今還清晰記得當年遇見那群改變他命運的一群不識字的農村老太。“雪落在周朝的土地上”，張同道在那天的日記里這樣寫道。要不是這天下著小雪，陜北的冬天只剩下土地的黃和老樹的黑。靠著窯洞窗戶哼唱著自編民歌的老太太名叫庫淑蘭，她手持剪刀，在紙上拐拐轉轉，創作著陜北冬天超出想象的顏色——當地民間俗稱為“剪紙畫”。

“老太太唯一的特點就是眼睛很大，其他和普通婦人無異。”張同道來之前已經對老人很了解，對這位民間藝術家既感且佩。早前，中央美院畫家、民間藝術學者靳之林教授一看見庫淑蘭的剪紙便稱她為民間藝術大師。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召開之際專門在北京舉辦中國民間剪紙展，庫淑蘭的剪紙《剪花娘子》放在中央美術學院陳列館正廳。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她“世界工藝美術大師”稱號，中央美院還復制了庫淑蘭老人的窯洞，它被張同道稱為“窯洞里的藝術館”。

“她是我的英雄。我懷著朝圣的心情，但見到她時確實很意外，沒想到她這么普通。”張同道說，“窯洞窗戶的舊木頭已經露出了木刺，老人用剪紙畫遮蓋著所有家具的陳舊。庫淑蘭用的桌子、剪子，都沒有什么儀式感，就是農村老太太縫補衣服的炕頭。”

“這么普通的婦人，卻有著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在我看來，她的藝術成就不亞于齊白石！”幾乎在一瞬間，他找到了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發現：這些不識字的農村老太太正是民族文化傳承人。

張同道話鋒一轉，如果沒有靳之林教授，庫淑蘭這樣的老人將和她們粘貼在墻上、炕上的剪紙畫一樣，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褪色，最終消失在風中。

張同道是真的愛那些花花的剪紙畫。拍攝庫淑蘭時，老人帶著他去了原來住過的一個窯洞里。破敗的窯洞里只有藝術的殘骸——那些半掛在墻上、躺在地上、或褪色或斷裂的作品。“剪花姑娘受罪咯！”張同道模仿著老太太的語氣，趁我低頭記錄的空兒，迅速擦了下眼睛。再看他時，眼里的濕潤仍舊無法掩飾。

他頓了頓。“我那時候從事寫作，詩歌、小說、報告文學都寫過。我在想如何能記錄這些老太太。”他先后采訪了高金愛、常振芳、高鳳蓮、白鳳蓮、王蘭畔等老藝人，感到無論多么精確、出神入化地的描寫，也無法再現民間藝人的音容笑貌。而她們的后代只能在技術層面學會剪紙，但畢生的藝術體驗是無法復制的。

年事已高，生活困頓，這些民間藝人隨時都可能去世，也使得問題更為迫切。他頭一次感到文字的蒼白無力，迫切渴望找尋到一種超越文字的工具來呈現她們。紀錄片成為首選。

換專業談何容易，但決定的事情絕不回頭，張同道毅然投奔北師大剛剛創立的影視專業，彼時第一屆學生都沒有報到！

那時，他以為拍攝剪紙只是一次性工作，待通過電視手段把民間藝術傳播出來的心愿實現后再回歸文學，誰曾想這一出走便是半生。“再也回不去了，也不想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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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紀錄片浪跡天涯

“不客氣地說，我雖然讀到了博士，見了那么多有名的專家學者，但真正改變我人生道路的是這個老太太。”張同道打開書柜門，雙手拿出庫淑蘭作品集——裝幀精美的畫冊。“拍攝紀錄片前我一直在讀書，中國的、西方的、歷史的、今天的。但從那時起，我決定用十年的時間閱讀泥土。”

1994年秋季，張同道作為老師，和北師大影視專業新生一起入學。在研究生班里，他遇見北京電視臺編導陳大立，兩人一拍即合，共赴陜北拍攝。1998年，由張同道策劃、陳大立編導的《流年》完成，記錄了庫淑蘭、高金愛、高鳳蓮、白鳳蘭等民間藝人的生活。此片獲得蒙特卡洛電影節一等獎，這也是北京電視臺第一次在國際電影節上斬獲大獎。

2006年，張同道導演的紀錄片《發現民間》以10集篇幅講述了靳之林教授發現民間藝術的故事，庫淑蘭、高金愛、曹殿祥、王蘭畔、高鳳蓮、李秀芳這些民間剪紙藝術大師集體出現在影片里。只是庫淑蘭已經去世了。

拍完剪紙大娘，張同道發現自己“回不去”了。“我本來想回頭再搞我的文學，誰想到卻和紀錄片私奔，浪跡天涯。”直到2018年完成了《文學的故鄉》，拍攝了莫言、賈平凹、劉震云、阿來、遲子建、畢飛宇等六位作家，張同道才覺得自己是“用紀錄片方式重回文學故鄉”了。

1999年，張同道決定自己動手拍攝。拍什么呢？那一陣張同道一下班就騎著自行車四處串，尋找可拍攝的題材。騎到故宮門口，張同道停住了：拍個故宮守門人？“你想想那樣的場景，”張同道雙手化作故宮大門：“夜深人靜，故宮守門人慢慢把大門關上，燈光熄滅；清晨，大門緩緩打開，金色的陽光與朱漆大門匯合的瞬間，畫面非常美好。”但可惜這些鏡頭的拍攝需要通過太多的關卡，幾番溝通無果后，張同道又回到了胡同里，繼續找選題。

1999年的秋季，北京城籠罩在金色的陽光下。這天，張同道騎車來到了西海前沿。一個小廣場上，一些居民在打太極拳、練劍、跳秧歌。“這里就是北京著名的西海，往前走就是銀錠橋，百姓生活是這樣的真切。我覺得我該拍一拍北京市民的生活。”

張同道爬上了一個六層樓的頂層。點選好了，他又敲定了以一個居委會為切入點拍攝的方案：“居委會有故事，能撐得起一個紀錄片。”蔣養房居委會這時進入了張同道的視線里。跟居委會蘇主任商量好后，張同道和團隊就開始跟拍。

人物出場想別出心裁是很困難的。可開拍第一天，這個獨特的出場方式就自己跑出來了。那天張同道在西海邊拍攝，一對中年人舉止親密如戀人。“我就囑咐攝影師拍這個鏡頭。”剛拍了不到5分鐘，一個女人從遠處跑來。男子看見掉頭就跑，兩個女人直接扭打起來。“這個時候，居委會蘇主任正好入畫！這樣一個強烈的戲劇性的出場方式讓你編你都編不出來吧？所以我常說，生活的想象力比編劇更豐富！”

接下來的一個月里，張同道跟拍了很多瑣事，如發耗子藥、國慶掃街、調解家庭糾紛等。正在這時，恰好北京市居委會開始選舉，蔣養房居委會正好是試點！“多幸運，這樣一個新鮮事，深刻反映了社會變革，給我的紀錄片提供了主干故事。”

最終48分鐘的《居委會》當年入選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節，我本以為這是張同道的得意之作，但他卻搖搖頭，“以今天的角度看，這部紀錄片有不少缺陷，最大的問題在于人物性格不豐滿。”張同道總結，很多時候攝影機被事件拽著走，但忽略了這些人的性格和命運。“這使得人物不立體，如果我現在拍的話，一定不是這個拍法。”

客觀地分析作品成了張同道的一貫態度。他甚至直言不諱地評判自己的《白馬四姐妹》為“一部失敗的作品”，因為這部紀錄片迎合了當時的老少邊窮口味，但深度不夠，且拍攝成本太大。“現在我已經不太在意獎項，不需要用別人的肯定來確定自己是否是對了，我首先要讓自己滿意。”

說這話的張同道上身穿著棉麻長袖，沒有中年人慣有的臃腫，背后的墻上掛著“道法自然”的書法作品和老子騎牛的畫作。趁他接電話的空，我巡視他的辦公室，陳設簡單，除了書架和必要的家具外，并沒有一個專門的獎杯臺。只有窗臺上放著一個新獲的證書，和幾件小工藝品，散落著，看上去還沒來得及處理。

張同道的辦公室里藏書甚多，大多書脊朝外整齊排列。在順手就能拿到的地方，是中國電影之父黎民偉的傳記，但封面朝外。黎民偉是他正在拍攝的紀錄電影《追光萬里》的主人公之一。如今張同道在紀錄片領域同樣取得了很多成就——換句話說，他當初的選擇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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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是我們的使命”

“現在想看的人大概是3500場，大象點映的工作人員現在每天睡六個小時是最高期望……”張同道開著免提說道。這些天的電話，十有八九是記者采訪《零零后》的一些情況。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張同道說，這樣的時代，這樣的中國，這樣的紀錄片就該有這樣的關注度，只是觀眾和業界沒有適應而已。“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以我們的發展之快，轉型之艱，隨便的一個側面就是紀錄片的好題材。然而，到現在為止，真正留得下的紀錄片還不多。我們的紀錄片人配不上這個時代。許多重大事件發生時我們并不在場。”張同道眼里，紀錄片人的第一責任是記錄，“這是一種使命。”

借由紀錄片的拍攝，張同道完成了他“閱讀泥土”的心愿，也完成了他對社會和人生的反思。在《零零后》里，他反思的就是為人之父的使命與方式。

2006年，兒子4歲。料峭春寒的早晨，張同道打好了熱水，叫兒子洗手。

“啊！”兒子手剛碰到水盆就縮了回來，“燙！”

“怎么可能會燙？我剛洗過！”張同道有點急。

“那是你的感覺，我覺得燙！”兒子平靜地看著他說。

“無事生非！找打啊！”如果是尋常家長，難免會冒出這個想法。但張同道頓了一下，他想起了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每個父親心里都有一個秦始皇，威嚴不可侵犯。但在那一刻，我把心里的秦始皇殺了。”

張同道伸出雙手：“我的手經過四十年的風吹日曬，已如松樹皮一般，但孩子的手只有四年，還非常嬌嫩。所以我們對溫度的感覺是不一樣的，他并非無理取鬧。”

“我怎樣才能了解這代人？為人之父，我該怎么和孩子相處？”懷著這些疑惑，張同道決定用紀錄片的方式觀察新一代。正在此時，他接到大李老師的邀請去校園參觀。張同道介紹，那些個性鮮明、陽光燦爛的孩子觸動了他。兩人一拍即合，開始跟蹤拍攝，從幼兒園、小學，一直拍到了大學。“沒想過能拍12年，個體生命成長的魅力實在太大了，以至于我們只能用生命記錄生命。”

12年間，張同道的團隊經歷著可以概括但疲于細述的種種困難：經費短缺、攝制組人員更換、被相關的人拒絕，同時還存在紀錄片創作上的剪輯等問題。現在呈現給觀眾的電影《零零后》有兩條線索、四個時空，背后是超過1000小時的素材，修改26個版本。“不能說完美，但我覺得我把這兩個孩子的性格成長經歷說清楚了。”

張同道告訴我，他腦中時常想象著這樣的畫面：“零零后”長大成人，走進社會，這些“零零后”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幼兒園，兩人揮手看著孩子離去。“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生的輪回，他們有機會觀察孩子，更有機會觀察自己。”

把社會萬千納入鏡頭，把種種人物呈現給觀眾。張同道在觀察鏡頭前的一切，也在觀察著鏡頭后的自己。年輕時被泥土的芬芳吸引，自此逍遙，離文學故鄉越來越遠，張同道也分不清這其中的得失輕重。超越但不否認，是他認為對待生命最大的誠懇。